明朝军户世代当兵，可是谁愿意嫁给当兵的啊，这样的制度根本维持不下去吧？

明朝军户世代当兵，可是谁愿意嫁给当兵的啊，这样的制度根本维持不下去吧？

六、军户娶妻困难。《明史·黄宗载传》和《英宗实录》卷一一八《黄宗载传》关于武陵地区军户难于婚配的记载是前人的重要依据。笔者认为《英宗实录》编纂时依据的原始资料，即史源应该是王直所撰《南京吏部尚书黄公神道碑》[77][77]，其原文如下：

行到武陵，问风俗，知其人苦于从军，女子恶为军妇，不果嫁；男子则虑妇家往从戍而以徭赋累己，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犹独处。公召乡老里正，论以人道大端，俾转相告语，务嫁娶以时。不逾月成婚姻者三百余家。他县闻风皆乐从，俗为之变。

《神道碑》的记述比《明史》、《实录》详细，可以看出个别地区确实存在畏惧与军户联姻的问题。但湖广地区曾经进行广泛的垛集民户从军，军户比例非常高，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沔阳军户有5922户，民户和其他杂役户合计只有1650户，军户占全部人户的78.2%，属下的景陵县军户比例更是高达93.2%[78][78]；在军户逃亡、窜籍现象严重的明朝中叶，德安府应山县嘉靖十一年正贴军户合计仍有1004户，其他人户则只有545户[79][79]。在以军户为主体的地区，军户婚姻对象更多的应该是军户而非民户。“武陵现象”只有在军户数量与民户持平或超出民户不多的地区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过畏惧者主要是出于自身生活的考虑，并非仅仅因为对方是军户。这从一些个案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

凤阳人郭祥为女择婿，“以刘清才武，遂归之。清，九江德化人，起自戎行，擢为十夫长，方奋志取功名，不暇顾其家，太淑人理之家……[80][80]”此为主动与军户结亲之例。

浙江德清蔡氏，二世祖蔡可宗因女婿何德琏烧毁逃军册，连坐，房产抄没入官，本人谪充兴州中屯卫，行至临清病故。长子蔡文溥奉母携弟至卫，到卫不久又遭盗劫，“客囊殆尽”，几近赤贫。但后来蔡文溥乘回浙江催取军士之机回乡迎娶先已聘下的章氏之时，章家并没有毁婚。两年后章氏及幼女先后因生活困苦而逝。洪武三十一年（1398），其弟蔡文渊代役，娶妻康氏，亦于两年后病逝。蔡氏兄弟既是军户，又是鳏夫，且生活困苦，属军户中的下层，但两人仍然能够先后娶妻许氏、王氏。[81][81]如果说章家不敢毁婚尚有畏惧法律惩处的可能[82][82]，康氏、许氏等嫁入蔡家应完全属于自愿。

与蔡家情形相似的另有余姚夏氏。夏家十三世夏兴贤等三兄弟被签发为军户前“无町畦”，属佃户或无业人口，后“横遭无妄，名隶尺籍”，二弟夏兴道“三丁抽一”，配军淮安卫。长兄兴贤门下亦有从军的记载，但夏家兄弟子侄中未见有人无妻[83][83]。

《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案子：四川叙州府富顺县龙市乡军户魏逭为儿子魏闰聘下成都府内江县雷正月的女儿八姐为妻，后来魏逭“节遇凶荒，陆续将家产卖费”，雷正月嫌贫爱富，于是撕毁婚约，将女儿另许给魏逭的族叔魏书歌。魏逭不服，告到官府。在这个案子中，雷正月毁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魏闰是军户，而是嫌弃魏家家道中落。他为女儿另定的夫婿其实也是军户，只是家境优越，财礼丰厚。[84][84]

可见，“武陵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即便在武陵，经黄宗载的劝谕，也有很大改观。

明代的确存在军户娶妻困难的现象，主要出现在边境省份以及东南一带，原因各异。嘉靖年间，江西安福县民颜简死，其妻伍氏发誓不再嫁。“军人李敦率众欲强娶之，伍氏自经死”[85][85]。本案并不是什么惊天大案，但却惊动了中央决策层。因为“时江西俗生女多不举，而男子或过时无配，辄起讼端”，问题不断，已经影响到地区稳定。为此，“抚臣因敦事并请严故杀子女之律，从之”[86][86]。

明代中后期东南一带溺杀女婴的想象非常严重，致男女比例失衡，军户婚姻肯定会遇到麻烦。寡妇拒绝再醮，只会加剧这一矛盾。李敦率众逼娶，是这一矛盾激化的直接表现[87][87]。虽然明廷多次予以整饬，但由于政府控制力难以渗到基层，所以并没有达到应有效果。到清代这一现象仍很严重。

那么，在边境又是什么样子呢？能够直接反映某地婚姻状况的史料无疑首选“列女传”。这里不妨先列举几条典型史料：

常氏，小字保姐，宁州袁村里人。从父戍宁夏，适同戍乡人刘金柱，生一女，早夭。金柱战殁，常守义不辱，事夫之继母胡氏暨抚夫之小妹无怠。有无赖少年第姓者强欲娶之，常峻拒不可。胡氏死，常治葬中礼。第姓者累胁之，常曰：“……汝与亡夫同戍于此，忍为言乎？”第姓者求之愈厉。泣辞夫之妹……赴水而死。[88][88]

张氏，宁夏前卫人陶泉妻……夫姐陶氏利人之贿，逼之嫁，张即自缢，赖邻妇解救。[89][89]

王氏，宁夏总旗李某妻，舅病疯……夫死，其弟欲胁而嫁之，王不动。又胁之析居，王不得已，携其二子还父家就食。[90][90]

江氏，临安卫舍人邢奎妻。奎以罪戍广西，江跋涉随之。未几，奎死，江时年二十七。广西人欲夺其志，江以死自誓，携孤幼男女五人负骸骨归葬临安。[91][91]

卢氏，河南光山人，适同邑东钦。钦父任御史，以累谪戍通海，没于途。有司录其家以往。卢与夫奉姑行。姑又没于途。卢随钦至通海，代父役。未几，籍钦征和泥蛮，亦死，无子……有张姓者谋强委禽，卢拒再二，求不已，乃自缢于室，邻人救苏……居数月，其人复遣委禽，卢辱媒而逐之……时张氏子念不已，扬言某日必娶之……（卢氏）投湖死……时洪武辛未（1391）七月二十八日也。[92][92]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逼迫其改嫁的大都是“同戍者”，即当地军户，这些人要么是强娶，如常氏、江氏、卢氏；要么是用财物打动其家属，代为劝说，如张氏。只有王氏是小叔催逼，带有甩包袱的意味。

边卫战事较多，军士随时可能牺牲，寡妇数量很大。边境省份生活艰苦，要想守节很难，以上几个人因为坚持为夫守节受到当世人敬佩，得以记入史志，但肯定是少数，寡妇改嫁的现象在边境地区应该很普遍。张姓等军户花大力气求取寡妇，只能说明当地妇女的数量很有限，娶处女的机会不多。王氏小叔逼迫寡嫂改嫁固然有甩包袱的目的，但如果当地妇女很多，娶妻容易，寡妇不受欢迎，也不至此。

可见，边境军户娶妻困难的主要原因同样是男女比例失衡所致。只是原因不在于故意杀婴，而是因为边境地区生活比较艰苦，主动迁入人口较少。

史载，“今西北军士有以足弯当龙阳者”[93][93]。这种变态的性倒错现象很大程度上也是性别比例失横的产物。

此外，明初对军户的婚姻似乎有一些特别的限制。《清浪卫选簿》载：原金吾后卫右所世袭百户朱武昌奴“二十一年取（娶）京民女为妻，充军”[94][94]。明制：凡府州县亲民官，任内娶部民妇女为妻、妾者，杖八十[95][95]。目的在于防止其与地方势力勾结，徇情废法。但卫所官并不临民，而且处罚极重，显然不是行用本条律令。明朝政府在法令上对军户婚姻的限制发生在正统四年（1439）。其年，接受山海卫指挥同知周俊的建议，“禁各卫所指挥、千百户与所管旗甲、军余互相婚姻，徇情废事。违者比亲民官娶部民妇女律论罪。[96][96]”除此之外，笔者没有发现其他对军户婚姻的限制法令。估计明初禁止军户与驻地妇女结婚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而且没有作为祖制保留下来。明初短暂限制军户与驻地人户发生婚姻关系的目的似乎只能解释为天下初定，需要严格控制军队，防止其与地方百姓发生直接联系，彻底铲除影响统治的土壤。不过这在客观上肯定会对军士婚姻造成不利影响。

军士结婚与否关系到军士士气以及军队的稳定，理应受政府重视。明廷在这方面也曾做出一些努力，如永乐时“命幼军无妻者官为婚配，给钞，资其家”[97][97]；万历时南赣汀韶等处巡抚谢杰“设义会使得娶妻”[98][98]，成化年间黄绂借“诏毁庵寺”的机会“尽汰诸尼，以给壮士无妻者”[99][99]，等等。

前辈学者曾举沐晟的例子，认为把抄没人户妇女给与旗军是把军户降到罪隶的地位。沐晟一事发生在永乐四年（1406）。其年，西平侯沐晟被人告发“擅以籍没罪人妇女给配军士，男子安置广西，马牛给军屯操”[100][100]。沐晟的行为并非朝廷授意，以其为例，似有不妥。景泰年间，孙原贞等曾建议把温州、处州一带起义军被俘人员“不为常例，候贼平值日，查勘随征军士无家小者，将已获贼属妇女先尽有功军人给与为妻”，兵部尚书于谦认为把妇女尽数给与军人会引起新的动荡，予以否决，改为建议“贼属内有只身妇女无男子随住者，合无准其所言，查勘原征旗军人等曾见功劳应该赏赉见无妻室者给配为妻，两得其便”[101][101]。可见，直接罚配罪没妇女给军士为妻并非常例，而且本身带有赏功的色彩，和赏给功臣勋贵家为奴婢是一个性质。即便如此，也要以不影响社会稳定为前提。于谦的建议才是明朝政府的一般做法。

不过，孙原贞等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暗示此前应该已经有先例。毕竟，不论是政府出资，还是设立义会等中介，都要以女方同意为前提，以政府直接掌控的女性给与军士显然要方便快捷的多。但是，在妇女地位本来就很低，贫困人户时常典卖妻女的背景下，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会影响军士社会地位则未必。否则，军士完全可以拒赏，毕竟对军士是没有强制性的。而从黄绂离任时，受妻军士纷纷“携子女拜送于道”[102][102]来看，军士是把它看成一种恩赏福利，乐于接受的。

不愿与军人结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实主要存在于明朝中期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形成之后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之中。这种风气在话本小说中有直观体现。如《二刻拍案惊奇》中女扮男装的闻蜚娥推辞景小姐求婚的一个理由既是“令甥是公卿阀阅，小生是武弁门风，恐怕高攀不着”。而景太公看中闻蜚娥，坚持与其订婚，不分文武门楣的理由则是“他”已经“是黉宫名士，指日飞腾”。[103][103]

总之，明代军户结婚困难的现象在局部确实存在，但主要原因在于性别比例失衡、部分军户生活水准低下，和其军户身分没有直接关系。

摘自张金奎的《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