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依然存在吗？碰到这个事情，该如何处理？

黑砖窑依然存在吗？碰到这个事情，该如何处理？

崔松旺：揭露文明社会里的罪恶

河南电视台记者崔松旺留了15天胡子，穿着破衣裳，在驻马店火车站转悠了3天，成功地被人贩子骗上出租车，卖进了黑砖窑。他在工头严密的监视下，干了3个半小时的活，挨了两次打，试图逃跑两次，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了。但他在逃跑途中，连续掉进3个三四米深的土坑里，崴了3次脚，隐形眼镜掉了两只。他用了3个多小时跑、趟、游、爬，后面是追寻他的手电筒射出的光芒，以及摩托车和狗叫声。当他被3名同事连推带拉地从淤泥里弄出来时，他哭了，他们都哭了。

农村出身的崔松旺，从上初中时，暑假就在砖窑场干活。他对窑场有感情，这是后来他想做黑砖窑奴役、剥削智障工人报道的初衷之一。他对砖窑的活路很熟悉，可以应对裕如，他认为这是自己打入黑砖窑，卧底采访的有利条件。

他长着一张憨厚、略显老相的脸。26岁的他第一次化装进入黑砖窑时，人家问他：“你都50多岁了，还来干这活儿？”他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句话是对他“化装术”的肯定，但他还是很快就被对方识破了。“因为眼神，我的眼神不像。”崔松旺说，“后来我仔细观察了砖窑里的智障人士的眼神，无奈，惊恐，虽然暗淡无光，但又充满渴望，想吃饱，想出去。”

黑砖窑使用智障工人，已有10几年历史。窑主和工头去国道边、省道旁、车站广场、救助站门口，诱骗和强迫智障人士到砖窑做工。这是桩一本万利的买卖。智障人士干活比正常人更肯出力，他们不讲条件，不要工钱，不听话就得挨打。干完活门一锁，关到屋子里不准出来。1个智障人每月能为工头赚到1500元，10个智障人就是1.5万元，一年就是18万元。黑砖窑的窑主大都是地头蛇，警惕性高、信息灵通，政府组织打击时，窑主就迅速地把智障工人隐藏起来，很难抓到证据。

崔松旺所在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接到过大量投诉，也接待过从黑砖窑逃出的智障工人。这些人的遭遇，在崔松旺心里激起很多不平。他想，那些呆在黑砖窑里的智障工人肯定很痛苦；如果能通过采访，拿到扎实的证据，就能把他们解救出来。

在领导支持下，崔松旺和同事想了很多办法。他们先后化装成卖菜的、买砖的、寻找亲人的以及求职的刑满释放人员，甚至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等等，但全都不管用。崔松旺说：“黑砖窑的包工头眼神特别犀利，他看陌生人，至少盯着你看5秒，眼神阴森恐怖，让你不寒而栗。”崔松旺和同事无法深入到黑砖窑的内部，无法拍到智障人被胁迫、被殴打的证据。

因此，假扮智障人，被人贩子拐卖到黑砖窑，就成了崔松旺报道组的最后一招。他成功了，他们成功了。崔松旺不是英雄，他怕监工像打其他智障工人一样打他的下阴部；逃走时他两只脚都受了伤，在玉米地里爬行时，他用手机跟同事说：“片子不要了，把我弄出去！”冷静下来后，他骂自己是胆小鬼。为了不惹出更深的麻烦，他们决定不报警，而一定要靠崔松旺自己的本领逃生。

这组节目播出后，政府和公安机关雷厉风行，抓获了所有涉案嫌疑人，智障人士全被解救出来了。但崔松旺还有遗憾。他在进入黑砖窑的3个多小时里，没机会取出偷拍机，用镜头记录里面的情况，他说，这是他记者生涯里永远的痛。

在被卖到黑砖窑后，他看到那里的智障人士，有的年龄很大了，有的是智障加残疾，他们随时都在挨打挨骂。一位打他的监工只有14岁，既是童工，又是人格智障者。他想：如果我能出去，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大家，让公众知道，在文明社会，还有这种罪恶。

搜狐新闻

《罪恶的黑人之路》

付振中--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第一人

“有关领导已经批示了山西黑窑工案，你放心，你的孩子很快就会找回来的。”付振中拿着手机一直重复这句话。

付振中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也是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第一人。

2007年6月那场席卷全国的“黑砖窑风暴”，因其让人刺痛和震惊的程度，至今仍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该风暴史无前例地让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四位政治局常委分别作出批示，开辟了从上而下彻底调查的权力通道。

正是这场风暴，让主政山西不到两年的省长于幼军公开向全社会作出道歉检讨，这在中国政坛极为罕见。

与李金华、潘岳等高官强力掀起“审计风暴”、“环评风暴”不同的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推手，竟然是几位普通记者和百姓，是他们由下而上的不懈努力，终将这场肮脏、丑恶大白于天下。

在这个群体中，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首席记者付振中，一位39岁、略显沉默和儒雅的中原汉子功不可没。

“就是想帮家长找孩子”

时间退到两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季。

5月9日，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新闻热线接到一位走失孩子的家长的求助电话，家长希望通过电视台来帮助找到自己的孩子。

“应该说，这是大量新闻线索中非常普通的一条，对很多记者来说，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付振中说，“但是，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从中看到了家长的焦灼，我决定帮帮他们。”

那时的付振中想不到，这样偶然的一个决定，让他在之后的一个多月走了许多许多的路，见到那么多肝肠寸断的家长和遭受苦难的孩子。

当然，这个决定，也在他的记者生涯上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付振中先是和打电话求助的两位家长见了面，这两位家长生怕付振中不相信，还带着三个被救出来的孩子，他们哭诉着自己的孩子被人贩子绑架后，卖到山西的黑窑场了。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如果真如这些孩子的描述，这和世界历史上那条恶名昭彰的、从非洲到美洲贩卖黑人奴隶的道路何其相似！它竟然存在于今时今日的河南与山西之间吗？我不敢相信。”付振中说，为了验证这些说法，同时，更是为了帮这两位家长找到孩子，他决定去山西走一趟。

向单位领导请示后，当天下午，付振中和他的同事樊旗、宋新伟带着两位家长柴伟、张彦峰还有一个被解救的孩子，挤进一辆普通的采访车，奔向山西。

记录罪恶

在山西，他们没有暴露身份，夹杂在几位家长中间，用的是暗访的方式——如果公开记者的身份，怕是“连窑厂都进不去”。

第一天，他们和家长们去了临川县的崇文窑场。在那里他们并没有发现未成年窑工，但通过走访当地群众，他们得知，就在几天前，有一批孩子被转移到了几百公里以外的运城市。

付振中和几位家长临时改变行动方案，直接去了黑窑场相对集中的运城临猗县。在诸多的黑砖窑中，老岳窑场最有名气，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且有打手把门，外人很难进入。扮作家长的付振中和打手一阵软磨硬泡，得以进入窑场，一名赤脚光背的窑工映入他的眼帘。

这名窑工正步履维艰地拉着装满砖坯的车子，很卖力，肩上的皮带深深勒进肉中，但车子却不停地在原地打转，显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重量。

“他偶尔会抬起头，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一张未满18岁的稚嫩面孔，在这张面孔上写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麻木、呆滞和茫然。”付振中说，“还有一名窑工干活稍慢了一点，旁边的工头操起几块砖头就朝他的头上砸去。”

后来，老羊等家长们解释才得知，新窑工都是在这样的“训斥”下，慢慢变得顺从和麻木的。

在这家砖窑厂，付振中还注意到了一个满脸是伤、没有门牙的湖北窑工。通过交谈，他得知，这个窑工的牙是被工头打掉的，因为工头嫌他动作慢。

接下来，利用偷拍机，他们捕捉到了更多的细节：羸弱的身躯，满身的伤痕，痴呆的眼神，猪狗不如的伙食，脏乱不堪的地铺……

在临猗县，付振中和几位家长寻访了几十家砖窑场，但始终不见他们要寻找的孩子的踪迹。第二天，冒着38度的高温，他们一行几人驱车来到了因生产泥瓦而闻名全国的万荣县通化镇，眼前的情景更让人触目惊心——这里大大小小的窑场足足有一百多家，烈日下，十几个小孩干着连成年人都不愿干甚至干不动的体力活。和此前见到的未成年窑工相比，他们的年龄更小，最小的孩子只有8岁，大的也不过13岁。

付振中曾经问那个8岁的孩子家在哪里，但孩子不回答，只是一块接一块地传递着土坯，那双稚嫩的手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幼小的身躯因承受不住砖坯的重量而左右晃动，纯净的眼神中透着恐惧和无奈……

在永济市尚信窑场解救河南少年朱广辉时，付振中和家长们了解到一个更为惊人的细节：半个月前朱广辉被当地劳动部门从一家窑场解救出来后，又被一个尚姓监察队员倒卖到尚信窑场，黑心的监察队员还把解救他时补发的三百块钱的路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黑砖窑风暴”

5月14日，付振中连夜从山西赶回郑州，经过5天的精心制作，19日，《罪恶的黑人之路》系列节目开始与观众见面。

节目一经播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播出三天，到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求助的家长达到了上千名。

为了便于家长从播出的节目中寻找线索，都市频道除了不停地把记者拍摄到的孩子的画面循环播放以外，还把播过的节目上传到互联网上。

一些家长直接从电视和网上的画面中认出了自己的孩子。

紧接着，付振中又两赴山西，制作了21期节目，从5月19日一直播放到6月11日。

就在付振中紧张地为众多孩子家长呼吁的同时，一些网络、报纸、电视的同行们也开始介入进来。

6月5日，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短短几天，该帖子点击率就超过几十万。

6月7日，山西当地官方媒体《山西晚报》刊发了关于洪洞县黑砖窑案件的报道——“黑砖场里，他们过着‘奴隶’ 生活”，该文章还配有31名奴工惨状的照片。

6月11日，“黑砖窑事件”成为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

14日，胡锦涛、温家宝等四位政治局常委分别对黑砖窑事件作出批示。

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山西“黑砖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

这次会议上，山西省长于幼军代表省政府作了检查。

“黑砖窑风暴”愈刮愈烈……

“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在6月份媒体密集报道黑砖窑对其穷追猛打的时候，付振中却没有再继续跟进——他成为了各大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做新闻做成了新闻人物”。

那一段时间，他每天的工作几乎就是接待记者，一到办公室就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所包围，“至少接受了上百家媒体的采访”。

但付振中依然谦虚和低调——“山西黑砖窑事件报道引起轰动，离不开都市频道领导高度重视，频道监委会和报道部领导都十分重视，时时关注事态发展，把解救孩子作为第一大事。黑砖窑事件的轰动和网络媒体的无私支持，以及全国各大媒体的积极跟进密不可分，所有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在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报道中功不可没。”

付振中很少和人提他自己从业十年的经历，或许在他看来，这不足以为外人道。可事实是，整整10年，他一直奔跑在新闻的第一线，对人命运的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始终是他报道的主题。

现在，早已是频道内首席记者的付振中依然保持着对新闻的高度敏感——“黑砖窑事件过去不久，就继续按部就班工作了”——每天看国内外新闻，浏览各类新闻杂志，看同行们都在怎么做新闻。

“看得多了，报道得多了，你就会觉得作为记者，自己其实很渺小。就这件事来说，我只是做了记者该做的份内事，又恰巧把事情做成了，如此而已。”付振中说，一脸的真诚。

没有他，我们无法知道“黑砖窑”[1]的来龙去脉，他的出现，使得新闻从业人员再一次获得社会多数人的肃然起敬。因为有了他，我们多了一个职业道德的坐标。冒着生命危险的新闻记者，未必就在加沙或者伊拉克，也在我们自己土地上的很多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