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杀妻案为什么没有公布作案细节？

杭州杀妻案为什么没有公布作案细节？

杭州来女士自7月5日凌晨失踪后，一直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每一次来女士失踪案件的进展都会引起全网“键盘柯南”的激烈讨论。舆论的龙卷风刮了一阵又一阵，本以为，7月25日杭州警方宣布此案告破，这场舆论地震就会在白色蜡烛和哀悼声中平息。却未曾想，有关该案件的后续议题和衍生舆论却不断地挑动着我们的神经、挑战着我们在生死问题面前的底线。

犯罪类新闻具有现场感和纪实性强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部分受众的刻奇、猎奇的心理和窥私欲。犯罪新闻报道是新闻报道中比较特殊的类型，对社会失范行为、对犯罪行为描写的尺度把握，在新闻真实之中恪守伦理规范是此类新闻报道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曾提出“大众媒介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新闻媒体对一件事的聚焦具有“放大的效应”。那么，对于犯罪新闻的报道，“放大”的边界应该在哪里？为什么不能报道案件的详细细节，尤其是碎尸细节？为什么恪守新闻伦理、守住犯罪报道的边界如此重要要？

塔尔德1890年提出了“模仿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也有研究表明，报道中提供的大量反面教材，可以强化罪犯的犯罪心理。

犯罪学家杰弗里·罗斯曾说：“当下发生的事情具有暗示的力量。对于有某种挫折感或者是想要算什么账的人来说，当他们听说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这会让他们变得大胆。”2018年天津男子泰国杀妻骗保案之后，又发生了好几起将妻子骗到海外并企图海外杀妻的案件。

新闻对于社会来说，不过是探照灯，能使人们看到一些突出的点。——李普曼

当新闻媒体的聚光灯打在犯罪事件上，应该照到哪里、不应照到哪里、亮度的设置都更应恪守新闻伦理的界限。对于新闻标题的拟定应避免过于血腥化的字眼；对于那些可能会引起受众恐慌、引发不当模仿、消费死者或给死者家属带来二次伤害的犯罪细节等应尽可能的少报或不报。

反观杭州公安在7月25日发布的报道，虽有所克制但“分尸”、“抛散”、“化粪池”、“骨骼”等字眼还是引起极度不适。杭州公安虽不属于媒体，但在发布这样一起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的结果时也应遵守新闻伦理。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工具理性一枝独秀，价值理性抛之脑后。不少自媒体在流量经济的诱惑面前过度披露作案细节，迎合受众的刻奇、猎奇的心理。2016年3月，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的《意外疑凶：北大弑母嫌犯吴谢宇素描》将吴某某作案手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甚至还包括吴某某如何包裹尸体。作为一篇营销性质的文章，它收获了10w+的阅读量，无疑是成功的；但作为一篇有社会影响力的文章，无疑是违背新闻伦理和社会责任论的。

其实，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对“犯罪类”新闻保持克制、客观、理性的态度，这不仅是一种职业操守，更是对人性、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尼尔·波茲曼《娱乐至死》

7月25日凶手尘埃落定后，微博#绞肉机测评#（微博方已删除该话题）、抖音#化粪池警告#、“网红商用绞肉机夫妻恩怨毁尸灭迹居家旅行必备神器”的淘宝天猫下单页面ps图等陆续进入公众视野，更有一些抖音自媒体号表示“这起案件是给全国很多男人的福利。”

“两吨水”、“化粪池”、“绞肉机”等一时间成为网络盗猎者和游牧民跟风炫耀抖机灵的梗。仿佛昨天还在痛斥凶手惨绝人寰、今天却摇身一变对凶手歌功颂德。而这似乎又印证了波茲曼的那句话——电视不仅将秘密公之于众，而且把它当作一种对身体有害的压制、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来播放。只是“短视频”替代了“电视”罢了。虽然不可否认，“前台”与“后台”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这些披着玩笑外衣的网络段子，无疑是对死者家属的二次伤害，更是对生命的亵渎和嘲弄。

与此同时，“为什么不能披露作案细节”也就不证自明了，否则不仅会促使有犯罪倾向的人模仿犯罪，还会有更多的“作案工具”成为娱乐化段子的底材、成为被盗猎被拼贴的网络迷因。而这种对生命玩世不恭的态度，比生命的逝去更让人后背发凉。

犯罪新闻报道绝不可以娱乐化、戏谑化，这不仅会弱化新闻报道的悲剧性、麻痹人们的痛觉神经、加剧群体极化，而且是对生命的极大不恭。

而如今，随着媒介技术的渐次发达，公民的“媒介接近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使尼葛洛庞帝笔下“人人都是没有执照的电视台”成为可能。

有时候是专业媒体守住了边界，但社交平台上主动的“乌合之众”却沉迷于“乐队花车”式的广场狂欢，在无限接近使用与满足最大临界值的同时，却将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弃之如敝履。而这也在提醒着我们：手握社交媒体的受众媒介素养亟待提升，国民媒介素养教育的普及迫在眉睫。正如吴飞老师在《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中提到：新闻专业主义将会内化成个体交往的基本规则，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一规则的立法与参与者，也是阐释者和监督者。

然而，在短期内公民媒介素养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作为社交媒体的平台方应主动承担起“把关”的职责，主动肩负起和平台体量对等的社会道义责任。正如今年5月Twitter在特朗普发表煽动暴力言论后，就毫不手软地屏蔽了这条推特。作为商业平台的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履行着媒体的职能，因而也应恪守新闻伦理，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视本应该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性。

而作为专业媒体，在不参与不传播不跟风的同时，更应积极发挥“社会教化的功能，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努力维系社会稳定的“皮肤”。澎湃新闻、新京报、新周刊等多家媒体发文进行舆论引导也不失为一个好例子。

7月27日，许某利被警方认定为“杭州女子失踪案”的重要嫌疑人后，2002年的另一桩悬案又被提起，这起案件的死者是来女士闺蜜的女儿，疑似凶手为许某利。与18年前的这桩案件相比，媒介技术带来的话语权下放进而使公众越过新闻媒体直接进行舆论监督。

诚然，如2003年南方都市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成为影响国务院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重要因素，适当的舆论监督可以维护司法的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但走向极端的预先判罪，对尚未定性或未做出判决的司法事件形成舆论压力则会向媒介审判倾斜，这是对舆论监督功能的一种扭曲，也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会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截至目前，许某利仍然只是犯罪嫌疑人，最终的判决结果还未公布。在这之前，只有法官可以宣告他的判决，而媒体不可以，群众也不可以；只有警方可以公布查证结果，而媒体不可以，群众也不可以。把法律的交给法律，媒体的交给媒体。​​

彭增军老师也曾言言：“人性大于新闻性。”优秀的新闻，敬畏上天， 尊重人性。生而为人，我们要始终对每一个平凡的生命抱有善意和敬畏之心；在犯罪新闻报道面前，保持克制与冷静。毕竟，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对作案过程的模仿、对极端个案所带来的拟态环境的恐慌，以及对生命的戏谑和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