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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北大博士于艳茹对北大取消其博士学位提起行政诉讼?还能如此理直气壮的胜诉?

如何评价北大博士于艳茹对北大取消其博士学位提起行政诉讼?还能如此理直气壮的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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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北大博士于艳茹对北大取消其博士学位提起行政诉讼?还能如此理直气壮的胜诉?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了北京市一中院的终审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北京大学在上诉中提出了三条理由: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学校在作出撤销学位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约谈属于调查程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于艳茹提及最终处理结果的问题;尽管撤销决定中没有列明具体法律条文,但这不表明相关的法律依据不存在。

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是否应当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适用法律是否准确。

针对第一个焦点,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要义在于,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正当程序原则是裁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及最低的公正标准。本案中,北京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行使学位授予或撤销权时,亦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便相关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其也应自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践行上述原则,以保证其决定程序的公正性。

针对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问题,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仅由调查小组约谈过一次于艳茹,约谈的内容也仅涉及《运动》一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至于该问题是否足以导致于艳茹的学位被撤销,北京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提示,于艳茹在未意识到其学位可能因此被撤销这一风险的情形下,也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因此,北京大学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已履行正当程序。

北京市一中院还认为,本案中,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虽载明了相关法律规范的名称,但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相对人难以确定援引的具体法律条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撤销决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终审判决生效后,北京大学通过官微表态,尊重法院的判决,依照相关程序处理,但也将继续严肃学术规范,对任何违反学术道德、抄袭剽窃的行为绝不姑息,切实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据了解,在诉讼过程中,于艳茹认为,她涉嫌抄袭的那篇论文不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只是一篇课外作品,不应该因此作为撤销她博士学位论文的依据。而北京大学方面则认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论文,只要论文存在抄袭,就属于学术不端行为,根据北大校规和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依法撤销其博士学位。

本案二审判决,最为重要的是“程序正当原则”

众所周知,“正当程序原则”起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该原则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任何人不应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第二,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之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其意见的机会。分别于1791年和186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都明文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该条款被誉为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国截至目前虽然没有专门的行政程序法典,也没有专门的“正当程序条款”,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单行法中同样渗透和体现了正当程序原则。

例如《行政处罚法》第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该法第四十二条还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此外《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都有关于行政程序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更是规定,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这就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角度,赋予了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要求,明确了违反正当程序的救济途径。

具体到于艳茹诉北大案,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学位条例》、教育部《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甚至《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都没有关于撤销博士学位的详细程序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北大在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时可以不遵守最基本的程序正义。两级法院均认定“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未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因此,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是完全合法、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