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如何评价《娱乐至死》？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它取了一个好名字：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即《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口号，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语。常被用来抨击一切放纵的、带有娱乐性质的事物。以至于被滥用到对一切新兴事物、娱乐产品的抨击，成为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口头禅。
以至于，「娱乐至死」作为口号，已经异化成了「反对一切娱乐性」或「一切问题都是娱乐造成的」。
这一方面是对波兹曼《娱乐至死》原文的误读，另一方面也是《娱乐至死》的局限性使然。
《娱乐至死》在10年前非常流行，他和《乌合之众》并列，成为了当时文青群体中传阅度相当高的社科书籍。而我在10年前看完此书时，也加入了对信息爆炸时代抨击的行列。娱乐至死俨然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甚至连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类学府在艺考招生时，列出的参考阅读书目里，也有《娱乐至死》。
今日回首，年轻人，总是追逐于一些带有反叛性质的、酷酷的符号。
现如今，读的书更多了，经历得更多了。再来看这本书，风味俯仰差殊。《娱乐至死》更多的价值在于其作为畅销书，表达了一种思考、一种观念。而作为社科类书目来看，信息量过疏、私货太多，立场过于鲜明。
于是我动了念头，在阅读《娱乐至死》10年后，来重新梳理一下，对《娱乐至死》进行一次批评。
作者波兹曼作为批评学者，在传媒领域并没有非常突出的个人理论贡献。一般认为他的理论是加拿大最为伟大的传播学、媒介理论学者——也是加拿大20世纪最大的两个学者之一，另一个是「原型理论」的「弗莱」——麦克卢汉的承继和深化的再解释。
类似于「红学家」周汝昌、刘心武与曹雪芹的关系。
麦克卢汉在媒介理论上，延续了二十世纪认识论在语言学上的转向——维特根斯坦「语言即世界」「一切问题都是语言问题」，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他提出了「媒介即信息」。
而波兹曼将其理论做了再解释和深入化的批评，《娱乐至死》头两章标题为《媒介即隐喻》与《媒介即认识论》。
《娱乐至死》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媒介即认识论」来展开讨论的。
这是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缺乏相关理论知识背景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什么是「媒介即认识论」。
这也是我认为，《娱乐至死》虽然作为畅销书，其取名功不可没。但作为一本「社会学」读物，阅读它还是需要一丁点门槛的。
《娱乐至死》中举了许许多多实例，但我以为，只要记住其中两个典型，就足以理解「媒介即认识论」了。
第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学生写了一篇论文，论文中有这么一个小脚注：
此种引证方式，引起了五位答辩老师中四位的不满，他们认为「亲耳听见」并不具备学术效力。
这位聪明的学生给出了许多反驳理由，包括「我论文引用了成百上千条其他论文，你们可以一一查证吗？」「我有人证，难道还不够具有效力吗？」「一定需要书面记录吗？口头记录难道就不合法吗？」
答辩委员会只用了一句话就怼了回去：「这位同学，我们承认你非书面的引证有效。那么，我们也就不发你毕业证书了，我们口头承认你毕业就完事儿了，OK不OK？」
第二个例子，讲的是美国第27任总统塔夫脱的例子：
所谓媒介即认识论，实际上是二十世纪语言学理论的延伸。语言学早已认为，人类认识世界，依赖于语言。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民族，其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甚至告诉我们，学习一门语言，能直接改变一个人的思维。科幻电影《降临》的创意变来自于这个假说。
《降临》中，女主学习了外星人的语言，便顺带掌握了「看见未来」的能力。她认知世界的思维发生了改变。
类似的创意，在二十世纪的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博尔赫斯的《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也表现了此类命题。
再比如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语言中的某些词汇，加剧了性别不平等，或把性别不平等植入了潜意识。如中文里的「嫁」「娶」。
「媒介即认识论」，可以解释为，我们所使用的媒介决定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下，把「媒介」当成一种广义的「语言」，并无不可。「媒介」即「语言」的一部分。
上述提到的两个例子，便是如此，论文写作更注重书面引用，是因为人类进入「书面时代」以来，书面已经与「权威性」「客观性」绑定在了一起，离真理更近；塔夫脱被作者认为在如今时代难以当上总统，是因为「电视时代」，人们会更关注形象和人物的表演。
而总统的后勤，也加入了形象管理团队。
也许，特朗普夺魁在20世纪初的美国难以想象，但在如今，成为了现实。
「媒介即认识论」揭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思想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我们的思想被「媒介」本身所局限。「媒介」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关注点、注意力偏重与行为。
就好像你上知乎、刷短视频，你更希望刷到短频快，带来强烈正反馈的内容；而我写知乎，也更加注重不用生僻字，不写长句，并且加入更多的分段。
看完整本《娱乐至死》，就会发现波兹曼是有一定的立场偏见和局限性的。
当然，社科类书籍，必然会有这样的问题。没有人是上帝，是纯客观的理性人。
《癌症传》的底色是鼓励癌症研究，打破死板的医学研究界限，也鼓励突破创新。对香烟、酒精等，是持反对态度的。
（值得注意的是，《癌症传》中也强调了在「禁烟运动」和「抗癌运动」中，媒体发挥的重要功能，利用电视媒体，提高了美国人对禁烟和抗癌的关注度）
《盐、糖、脂：食品巨头是如何操纵我们的》显然对大型跨国食品集团是持抨击态度的，认为他们是美国人肥胖以及一系列疾病的罪魁祸首。
而《娱乐至死》的底色，是作者对媒介更新的担忧。
作者把「媒介的时代」，下意识的分为「口头时代」「书面时代」以及「书面时代」衍生出的「印刷术时代」，然后是「广播时代」和「电视时代」。
波兹曼出身在1931年，他所在的时代，其童年到青年阶段，正是美国报业，即印刷术时代最为兴盛的黄金时代。
或许可以解释，波兹曼对「印刷术时代」的眷恋。甚至其激进地认为：
这样的认知，在今天显然是过时的。
如下的媒体理论，会认为「电视」是一种多媒体形式，里面包含了「影像」「文字」「声音」等信息。
在电视时代，电视作为媒介本身，当然会让人偏向于注意「外表」「美术」等视觉信息。但不代表「无法表达哲学和政治」「水火不容」。但这无疑是一个受众挑选的过程。
波兹曼认为印刷术时代的纸面媒介，离真理是如此之近。然而他对「口头时代」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如今我们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已经不怎么打开电视了，波兹曼的隐忧，并没有阻碍社会的进步，而我们看待「电视时代」，或许就跟波兹曼看待「口头时代」一样；而80、90后一代人，对于电影、动画和游戏的眷恋，或许又是00后手游、短视频时代的孩子所无法理解的。他们会觉得「电影节奏太慢」。
这就跟波兹曼对「印刷术时代」的眷恋如出一辙。
实际上，哪有什么好坏，人类的历史不断在更迭、变化。「先进」和「落后」只是一种叙事和概念。我们永远回不到过去，也永远看不到未来。
我们不过都对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抱有眷恋，乃至于固执己见罢了。
波兹曼认为「印刷术」离真理更近，却没看到「阅读的垄断」，「文字」作为主要载体，还是很难下沉到各个圈层。也并不是所有识字的人，都能去明白和理解一些高深莫测的政治、哲学概念。
波兹曼认为「娱乐至死」，却看不见一些底层人民，除了娱乐，他们还有什么？走上街头当古惑仔吗？——游戏的确使更多青少年没有迈入古惑仔的道路。
而电视和互联网，也自有它们的好处。也许，从来不存在什么百利而无一害的媒介。
离《娱乐至死》出版到现在已经快40年了，波兹曼曾担心，信息爆炸和技术的垄断会造就两种文学经典中才会出现的世界。
一个是《美丽新世界》，信息爆炸后，人类会在富余的信息中迷失自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另一个是《1984》，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后，人类的意识会被严格的管控起来。
但难道，古代就没有「美丽新世界」吗？也没有「1984」吗？
2024年了，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并没有成为两种「世界」中的任何一种。
但两种「世界」的特征，都有一些。也许有的地方，既是「美丽新世界」，也是「1984」。
整个世界是复杂的，媒介能决定一部分特征，但对未来的预测，总有意外。
《娱乐至死》出版快40年了，或许有些人沉迷在信息中，迷失了自我；或许也有清醒者，在努力独立思考，不懈学习。或许所有人都在娱乐，但还未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