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交替执政的结束与明治天皇驾崩有没有必然联系？

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交替执政的结束与明治天皇驾崩有没有必然联系？

明治天皇的驾崩对桂园时代的终结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取决于你的理解。

要解释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明白「桂园时代」究竟是什么。

或许是因为「桂园时代」在断代中常作为「大正民主」的前一阶段分析，而尾崎行雄等非主流政友会党人的存在使第一次护宪运动（大正政变）从出发点上被过度神话，这可能给人留下一种错觉，即桂园时代及以前的政党与众议院“无足轻重”，树立了政党特殊地位的是明治天皇去世后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

假使倾向这种想法的话，就等同于忽视了1890年—1901年间政党、众议院与藩阀政府的长期斗争。虽然这个时代除隈坂内阁外，光看历代首相名单的话，好像所有首相无一例外是藩阀出身，但十年内轮换了8次内阁的事实本身，就是众议院力量的隐性体现。

1891年第一回帝国议会期间，山县有朋为通过扩军预算案而与众议院的大成会(“吏党”)、自由俱乐部(自由党系・板垣退助)、国民自由党(自由党系・后藤象二郎)达成“天野动议”的妥协，间接承认了众议院可以独立于贵族院向政府提出预算案上的异议。此后，凭借这项权力与宪法赋予的预算先决权，日本的政治中心开始从藩阀博弈的官僚政府和宫内，向执掌立法权的帝国议会——尤其是众议院转移。

「桂园时代」前的十年中，掌握行政权的藩阀政府在打压、收拢、自创政党的三种尝试中不断交替，但发源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民党人士在连续六次国会选举(1890-1898)中始终维持着对众议院绝对半数以上的控制权，乃至在1898年的第五、第六回众议院选举中完全碾压了品川弥二郎的国民协会等亲藩阀政府的“吏党”。

此时不得不承认没有民党支持就寸步难行的藩阀政府终于在伊藤博文主导下奠定了“收拢”的基调，而隈坂内阁的失败使民党意识到自身尚未做好单独执政的准备，再加上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与日俄战争前夕紧张、狂热、排外的社会氛围安抚了不同派系间的对立，整合了政党政治主要支持层的“名望家”与藩阀政府的共同利益。以伊藤博文收拢自由党，组建立宪政友会为标志，双方进入了一段互相承认对方存在，谋求合作与共识的稳定期。

以上就是「桂园时代」的背景。

这一合作不是私相授受的约定，而是出自双方的默契，如果要以尽量简明的措辞罗列出默契存在的理由：

一、众议院内的改进党系、旧吏党系和新民党系太弱，无法对立宪政友会(自由党系)构成威胁，而政友会如果不具备执政地位，也难以染指藩阀在官僚界、贵族院、宫内的影响力。因此，立宪政友会内的软派(以原敬为代表)倾向于与藩阀合作确立准执政党地位，渐进实现政党内阁。

二、政界中心的萨长阀(以山县有朋、桂太郎为代表)自诩超然主义，不屑于经营政党(实际上也不擅长)，但也意识到如果不能控制众议院，就很难在行政上有所作为，所以也愿意争取拥有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的立宪政友会支持。

三、立宪政友会内有支持与藩阀合作的软派(原敬)，也有主张与宪政本党(改进党系)合作共同对抗藩阀的硬派(尾崎行雄)；宪政本党内有支持与吏党、萨长合作取代政友会准执政党地位的改革派(大石正巳)，也有主张与新民党和政友会合作对抗藩阀的非改革派(犬养毅)。

四、贵族院不隶属于政党与藩阀中的任何一方势力，对于政党来说，贵族院的存在阻碍了他们向往的「一院主格」地位；对于藩阀来说，贵族院仅仅是比众议院好上那么一点的桀骜不驯。西园寺公望不像他的前任伊藤博文那样可以动用天皇诏敕命令贵族院服从，但桂太郎有这个能力。

五、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已经度过了他们政治上的黄金时代，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虽名义上受制于两人，但也有充分的友谊和动机实现藩阀内部的世代交替。

根据上述理由，藩阀政府(桂太郎)与立宪政友会(西园寺公望、原敬)的默契可以大致总结如下：

一、政友会是众议院最大党，也是政府的准执政党；

二、西园寺公望是政友会的代表；

三、军队和官僚是桂太郎的势力范围；

四、政权交接的人选上需要经过双方同意。

由此一来，狭义上「桂园时代」的结束也自然是因为这四条默契被打破而终结的，至于是谁打破了默契，政友会与桂太郎双方似乎都不能简单地“谴责”某一方为责任人。

政友会成立后，初任总裁的是伊藤博文。虽然伊藤是政友会的“创始人”，但即使在他核心圈内的原敬看来，伊藤博文与井上馨拉拢自由党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实现政党内阁，而是以政友会为跳板，为将来统合两大政党建立藩阀主导的「举国一致」政府做准备。与伊藤的目标相反，原敬代表的软派之所以愿意成为政府的准执政党，实际上是想通过“合作、交替执政、完全政党内阁”，这三步骤逐步取代藩阀的地位。

志不同不相为友，伊藤博文不仅在党务和决策上专断独行，还经常背着政友会与桂太郎和其他元老搞秘密外交，因此，政友会内部对伊藤的怨气很大。

1902年12月桂太郎为日俄战备问题，提出以增收地税为代价扩张海军时，立宪政友会终于在加藤高明斡旋下，与宪政本党联合造反，对外反对预算案，对内打出要求结束伊藤总裁独裁的旗号，迫使伊藤向党内让步，说服桂太郎撤回征税案，又按照政友会的要求对党内进行组织改革，确保公议制，缩小总裁的权限。

如此一出后，不仅伊藤对执掌政友会失去信心，政友会对伊藤的敌意也不见得改观多少，结果是政友会继续与宪政本党合作投桂内阁预算的反对票，尾崎行雄等革新派纷纷出走。1903年7月，伊藤博文借出任枢密院议长的名义辞去了政友会总裁的职务，西园寺公望在众望所归下出任总裁，作为党人们理想的“领袖”迁就了政友会内的意见，使实权掌握在原敬手中。

虽然逼走伊藤期间经历了若干风波，政友会的第一大党地位并没有动摇，反而因为硬派的退党，使软派能够巩固党内主导权。急于发动日俄战争的桂太郎也在这一过程中看到了政友会的力量——而且相较于政友会来说，同期的宪政本党在反藩阀的议题上也更加激进，因此，为了得到众议院支持，便给出了战争结束后推举西园寺组阁的承诺，于是双方围绕日俄战争达成了最初的联盟。

日俄战争胜利后，桂太郎与原敬和西园寺达成政权禅让的协定，形成了名为政友会内阁，实际上只有3名政友会党人(包括西园寺)的第一次西园寺内阁。不安分于准执政党地位的立宪政友会利用日俄战后初期的经济繁荣与舆论支持，一方面以内务大臣原敬对山县派控制的警视厅和地方官体系进行大规模改组，以东大职业官僚取代藩阀官僚，一方面抛出了有深厚民意基础的废除“郡制”议案，所谓郡制，就是地方自治制度制定时由山县有朋亲自引入的制度，即效仿普鲁士在府县与町村之间引入一个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地方监督力度的行政单位，经费由郡管辖下的町村分摊。由于这项制度给地方带来了沉重的地税负担和行政重叠问题，民间废除郡制的呼声很高，崇尚地方自治主义的立宪政友会虽然知道山县不可能批准这样的改革，但动议本身却能成为针对山县阀的单向炸弹。

废除郡制的议案在众议院顺利通过后，在山县有朋与桂太郎极力经营的贵族院内，虽然最大院内会派・研究会屈从于山县阀意志转投反对票，动议也仅以108:194(一说108:146)的劣势失败。为民请命的政友会虽败犹荣，山县阀和贵族院却为此承担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原敬也在其日记中感慨山县阀的实力也不过如此，于是开始了在贵族院的势力扩张。

上述两件事引发双方对立的加剧，促使山县阀不得不顾忌政友会的实力，考虑与众议院内较小的宪政本党接近。

大隈重信控制下的宪政本党虽然传统上是比政友会更加反藩阀的政党，但以大石正巳为代表一批宪政本党人士也顺应时局，投其所好地主张放弃传统的反藩阀战略，与山县阀和大同俱乐部(佐佐木友房领导的“吏党”)合作，取代政友会成为新的准执政党，因此被称为宪政本党改革派。

虽然宪政本党的另一“山头”犬养毅依然对政友会、宪政本党合作对抗藩阀的旧时代恋恋不舍，但大石提出如果不打破现状，任由政友会在众议院压制宪政本党，就永远无法在全国和地方上扩张势力，亦无望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样的观点很快在党内收获大量支持，使改革派借机驱逐了积极反元老势力的党首大隈重信，形成以大石为首15名常务委员为代表的执行机关，压制了犬养一派的反对，成为宪政本党的主流。

万事俱备之下，1908年预算案问题成为山县阀与政友会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由于1907年美国经济危机传导至日本，日俄战后的繁荣被漫长的战后萧条取代，经济萧条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因此不仅前一年度预算中政府承诺拨款的陆海军预算扩张等承诺无法兑现，内阁主打的铁路国有化方针也会成为问题，故而山县拉拢了在经济上有强大发言权的元老井上馨要求内阁增税，松方正义也追随了桂太郎和山县的主张。原敬虽不愿增税，但因诸元老全体要求遵循财政健全主义原则而不得不屈从。但因为增税后的预算案优先考虑了军费而没有将铁路预算照顾妥善，引起了递信大臣山县伊三郎(山县有朋养子)和内阁的不满，元老会议又拒绝修改已经达成妥协的预算案。

不过，此时在众议院，虽然宪政本党改革派起先追随了山县阀要求增税的主张，但增税与该党重要支持团体的工商业界利益强烈不符，在后者抵制恶税的要求下，犬养毅等反主流派重新夺权，与大同俱乐部结成反政友会、反增税的联盟，对同意向藩阀妥协的政友会内阁发起了不信任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园寺公望认为自己无法调停内阁与元老的矛盾，因此，虽然立宪政友会没有输给宪政本党与大同俱乐部的不信任案，甚至在同年5月的众议院议员改选后大获全胜（187:379，仅差3席单独过半；宪政本党与大同俱乐部席位均大幅减少），他依然决定辞去内阁总理大臣职务，推举桂太郎接任。对此，山县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于是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成立。

第二次桂太郎内阁上台后，在井上馨与松方正义的支持下扭转了政友会内阁以往的积极财政战略。因为不需要考虑选民和选举利益诱导，也不需要担心军部背叛，桂太郎一边压制包括军部在内的各机关增加预算的要求，一边推行增税政策，提高国债偿还率，也有充足的余裕奖励产业组合，推动行政与教育整顿等良性的政策，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末期的政治颓势有了缓和的迹象，也让桂太郎更加相信“超然主义”较政党“利益导向型政治”的优越性，宣称要对政友会与宪政本党「一视同仁」。

为了支持桂内阁，宪政本党改革派企图与大同俱乐部和戊申俱乐部联合组建亲山县阀的新党，预计统合后能够达到140席，与政友会不相上下。然而，非改革派的犬养毅坚决反对合并，要求与政友会合作反对藩阀，在高层会议上被党干部除名。可是，由于非改革派在基层议员会上有数量优势，随后召开的临时党大会上，议员会又反过来否决了党干部会的决议，拒绝除名犬养毅，反而要求树立“打破官僚政治”，“废除恶税”，“实现责任内阁”的宣言宗旨，向藩阀政治再下战书。后来与又新会和戊申俱乐部组建的立宪国民党中，犬养毅为首的非改革派反客为主，改革派则因卷入日糖事件丑闻，在进步党系内一蹶不振。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遇刺后，伊藤阀对政友会的影响力消失，尾崎行雄等先前因反对伊藤总裁而出走的政友会硬派议员也趁机与原敬复合，政友会席位单独过半，众议院局势对桂太郎越来越不利，纵然桂太郎有联合宪政本党制衡政友会的想法，也不得不在形势失控前，与原敬控制下相对温和的政友会恢复合作，双方首先在减税问题上达成了妥协。1910年1月29日桂太郎又宴请政友会议员，称内阁与立宪政友会合作乃是 「情投意合」。

宴会后，西园寺复信评价说桂太郎此次决断可谓时机恰当。立宪政友会愿意与内阁「情投意合」，条件是桂太郎同意禅位。双方在内阁与政府将来方针的问题上进行了协商，同意采取有利于政党的小选举区制，放宽文官任用令，任用两院议员担任各省参事官，任用政党成员担任贵族院敕选议员等，条件是将来的内阁中，桂太郎也能保证影响力。凭借这份妥协，原敬与政友会的实力大为扩展。

1911年8月根据双方的约定，桂太郎在完成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外交谈判后，在外交与经济胜利的无限高光中递交辞呈，取得元勋优待成为事实上的“元老”，掌握了军队与行政的实权，不必再受山县有朋制约。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人事权则被大幅放宽，政友会被允许将更多本党与亲政友会人士纳入内阁，不过作为双方默契的一部分，政友会没有改变桂内阁的财政与外交方针。

不过，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状况与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时代相似，虽然这次政友会内阁被赋予了更大的独立性，但政友会的目标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双方固然能因短期利益妥协一时而无法长期共存。

由于伊藤博文去世，伊藤阀第二代的伊东巳代治因与政友会不合转投了山县阀，失去强势元老支持的立宪政友会开始物色其他人选，于是日俄战争后成为国民英雄的海军及其背后的萨摩阀（山本权兵卫、斋藤实）开始与政友会走近，成为山县阀威胁下政友会的新保护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双方围绕对华外交问题争议再起，山县有朋主张利用中国革命无暇东顾的时机出兵占据东北，指示陆军大臣石本新六与俄罗斯达成互相谅解、瓜分满蒙的共识，原敬认为清政府前途渺茫，加上财政紧张的考虑，因此不希望与将来可能执政的革命党搞砸关系，双方围绕对华软弱的问题发生纠纷，最终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抓紧时机押注袁世凯勉强稳住了局面。

外交问题告一段落不久，1912年7月明治天皇的糖尿病又开始恶化，信任桂太郎的明治试图托孤他照顾皇子嘉仁（将来的大正天皇），但此时的桂太郎恰好与后藤新平、若槻礼次郎在欧洲访问，7月28日才接到天皇病危的消息即刻归国，但还是晚了一步。7月29日明治天皇去世，8月13日桂太郎抵达日本后，山县有朋借口明治天皇遗命，让他入宫照顾将来的天皇，迫使已经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桂太郎出任内大臣兼侍从长，结束了桂太郎在公开政坛上的政治生命，桂太郎虽然不满但也无能为力。

1912年预算案制定时，虽然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依然采取紧缩财政，却投桃报李地为他们的保护人——帝国海军赋予了更多预算，这激起了陆军的不满。这一矛盾随着1913年预算案有关两师团增设问题的临近成为了政友会与山县阀矛盾的新爆点。山县再次拉拢了井上馨与松方正义为自己站台，以海军曾受的“优惠”为由要求内阁妥协，但原敬没有接受，尝试与一直以来合作甚密的桂太郎加强接触。

桂太郎越过山县，委托政友会的野田卯太郎向原敬提出了增师延期一年，大体预算由陆军自行承担，此后四年不向内阁开口要钱的妥协案，一度引起了原敬的兴趣，准备与西园寺和松田正久协商接受这个方案。但与桂太郎直接接触后发现，只有增师延期一年是真的，至于经费问题，桂太郎希望内阁能以分期的方式，用财政结余逐步支付陆军扩军的费用，于是谈判再次破裂。

此时正值日俄战争后社会风气大变的阶段，对俄作战的惨痛损失使国民中酝酿着普遍厌战的情绪，山县阀强推的增税政策也成为经济萧条下被一般民众所抵触的恶政，更不必说这笔钱是用来扩军。社会普遍的反军民意，是立宪政友会敢于在增师案问题上与元老和山县阀公然叫板的理由。然而这次，山县阀没有退缩，而是以陆相辞职的办法搞垮了第二次西园寺内阁，这次西园寺没有推荐后任。

虽然陆军与山县阀的操作从法理上来说没有问题，但这一做法也无异于暴露了藩阀无视民意的事实，大为刺激了舆论。

1912年12月5日作为陆军“毒杀”西园寺内阁的回应，立宪政友会硬派(非主流)的尾崎行雄，与立宪国民党非改革派(主流)的犬养毅等人联合结成“宪政拥护会”，以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发起护宪运动(史称第一次护宪运动)，举国上下一时间纷纷动员，掀起了批判藩阀乱政专权的风潮。无论是谁上台都会成为众矢之，因此，元老会议起初想让西园寺公望留任一段时间等风潮平息，但被西园寺拒绝，此后试探的松方正义(背锅侠)、平田东助(山县系官僚)和山本权兵卫(亲政友会)都先后谢绝了任命，最后其他元老决定由酿成了这个烂摊子的山县阀自己商量怎么收拾残局。

山县阀中能够出任首相的无非只有三人，山县有朋，桂太郎和寺内正毅。山县不愿意主动背锅，桂太郎已被他冷藏在深宫，最有可能出山的似乎是寺内正毅。此时，西园寺公望主动找到了桂太郎，告诉他政友会不会同意寺内组阁，应该由桂太郎主持大局，桂太郎答复“寺内当然不可能组阁”，默许了西园寺的支持。最后的问题只剩下了内大臣的身份，内大臣是宫内的职务，如果贸然辞职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可能被人攻击混淆了宫内与宫外的差异，使天皇权威陷与易受攻击的境地，所以桂太郎的解决办法是请大正天皇赐下「愿卿为辅国之重任」的大命。

可是，即使西园寺等政友会软派高层依然对桂太郎怀有感情，尾崎行雄与犬养毅领导的护宪运动已经随着媒体的发酵星火燎原，凭借这份敕令，尾崎、元田肇等护宪派将桂太郎一并打为「阀族」，政友会基层骨干、各地方支部和院外团体纷纷反对与第三次桂内阁合作。

为挣脱政友会影响，打破在众议院的不利局面，桂太郎决定效仿伊藤博文拉拢民党组织新党——立宪同志会。除桂太郎名下支持山县阀的“吏党”中央俱乐部30人外，立宪国民党改革派五名领袖大石正巳、片冈直温、箕浦胜人、武富时敏、岛田三郎也群起响应，此外，桂太郎还自信能拉拢政友会80多名软派党人参与其中，形成一个横贯国会的超级大党。

然而，这件事捅破了桂太郎与政友会软派间的最后一层纸窗，原敬等人意识到桂太郎此举意在终结立宪政友会在众议院的主导权和准执政党地位，于是迅速与硬派的尾崎行雄和立宪国民党非改革派的犬养毅合流。历来反对政党政治的山县有朋更是对桂太郎组党一事怒不可遏，山县阀内也出现了混乱。

1913年1月24日政友会软派干部松田正久出席尾崎等人组织的第二次护宪大会，表明了拥护宪政的立场，倾向桂太郎的日向辉武、早川铁冶等少数政友会议员被开除，桂太郎幻想中的政友会分裂没有发生，反而使两派集合起来对付自己。

1913年2月7日桂太郎一面威胁如果政友会坚持不信任案动议就解散众议院，一面通过加藤高明与西园寺和政友会谈判寻找妥协之道，西园寺认为妥协的形势已经很困难，但他可以尝试跟松田正久与原敬磋商，可是原敬等人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西园寺只好原样答复桂太郎。

同日下午，西园寺被要求进宫，大正天皇对西园寺说「国丧中，政局却有纠纷之象，朕心甚痛」，接任桂太郎出任内大臣的伏见宫贞爱亲王对西园寺说，大正天皇所指的事，就是政友会正在酝酿的对桂内阁的不信任案。

西园寺出宫后，向政友会表达了应该遵从圣意的想法，但政友会对此大做文章，谴责桂太郎又以天皇为挡箭牌，企图强推圣旨“毒杀”西园寺，这在宪政上是不能容许的。

1913年2月9日清晨，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向桂太郎提出了辞职劝告，得到桂太郎肯定的答复后，将这件事告诉了西园寺。原敬提出可以先让众议院休会一天稳定议员情绪，但政友会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体面，坚持要求入场推动不信任案。西园寺表态自己将遵从敕语，党务上只求党员慎重考虑。

此时，原定于下午召开的国会外如潮水般聚满了群众，在政府派遣的3000多名警察和骑兵维护下才勉强稳住秩序，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劝说桂太郎，如果政府坚持解散众议院，就必然爆发流血冲突，届时可能出现内乱，建议内阁全体辞职。桂太郎默然地听着，过了会突然「好吧」一声站了起来，向内阁成员表示自己决定辞职，让他们开始写辞呈，心态转变的速度让在场的大藏大臣若槻礼次郎都觉得突然——准备辞职的当天，政府宣布休会三天，愤怒的群众袭击了政府系的报社与派出所。

1913年2月11日第三次桂太郎内阁正式递交辞呈，大正政变，也称第一次护宪运动至此结束。

同日召开的元老会议上，桂太郎推荐西园寺公望组阁，西园寺认为自己未能履行陛下的敕命，应该承担责任，于是推荐了山本权兵卫。不久后的10月10日，桂太郎因癌症去世，狭义上「桂园时代」在这里落幕。

讲完桂园时代的经过，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最后回到问题本身，我们来讲明治天皇：

不同于大正天皇，明治天皇虽是一名合格的立宪君主，喜欢与身边的近臣讨论决定，不以行使否决权、反对已经形成多数的意见为乐，但他也不是什么“傀儡”，也非常讨厌被认为是“傀儡”。

1891年11月第二回帝国议会开会前，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曾发表演说，谴责明治宪法是“德意志狂”伊藤博文的手笔，明治天皇为此大怒，特意召见了枢密院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伊藤阀官僚)，命令他应让国民知道帝国宪法是钦定的，不是伊藤博文定的。

此外无论是历次内阁交接时的人事安排和斡旋，还是如1889年、1891年大隈重信出任，罢免枢密顾问官，1898年尾崎行雄共和演说事件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明治都有参与其中，他的权力主要是通过宫廷内的秘密政治实现的，无论在政界还是国民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这点在「桂园时代」前十年藩阀内阁的历次政权交接中表现的废除清楚。

进入桂园时代，明治天皇依然在关心政治，不过1906年罹患糖尿病后，他对国政的关注度越来越低。

假如明治天皇到1913年为止依然身体健全的话，此后的变数会很大，首先两师团增设问题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山县不会因为两师团问题倒阁，西园寺公望也可能被明治天皇说动妥协。此外，只要明治天皇还活着的话，山县有朋也没有机会把桂太郎调入宫内。桂太郎无需通过大正天皇诏敕就能组阁，如果尾崎行雄等人的主张不能适应时局地在政友会内占据多数，他与原敬和西园寺等政友会软派的私交就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也不必以幻想中的政友会分裂为前提组建新党，这样一来就维持了政友会与山县阀的脆弱默契，不考虑桂太郎也会在1913年10月去世的话，「桂园时代」就能延长了。

所以，明治天皇的驾崩对桂园时代的终结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是否是「必然」，取决于观者的理解。站在宏观角度来看，「桂园体制」诞生的本质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妥协，政友会与山县阀互相希望利用对方巩固、巩固自身的权力，双方联合起来压制了贵族院和其他民党势力。从前述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纵然存在着高层的私交与策略上的默契，这段时期里山县阀与政友会的斗争从未停止，双方的矛盾与对立也在不断深化，政友会权力的不断增强和反藩阀民意的深化也早已为双方的决战埋下了伏笔，只是在这段历史，它在一场似乎偶然的危机中，因一切降温手段的失败，而以「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形式爆发。

所以，无论明治天皇生死以否，「桂园时代」必然会终结。

但假如我们能接受这种叙事的话，那是否能把“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交替执政的结束”引申到广义上的「桂园体制」呢？假设「桂园体制」指代的并不是西园寺、桂太郎轮流执政的体制，而是两人所代表的政友会与山县阀的妥协轮替，亦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主流政党与萨长藩阀的妥协轮替，1913年桂太郎的失败真的导致了「桂园体制」的终结吗？

我们来罗列下桂园时代前夕到第二次护宪运动前，日本的内阁交替情况。

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伊藤阀主导，政友会参与）

第一次桂太郎内阁（山县阀主导）

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政友会主导，山县阀影响）

第二次桂太郎内阁（山县阀主导）

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政友会主导，山县阀影响）

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山县阀主导）

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 （政友会主导，山县阀影响）

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 （立宪同志会主导，山县阀控制，试图脱离控制但失败）

寺内正毅内阁（山县阀主导）

原敬内阁（政友会主导，山县阀影响）

高桥是清内阁（政友会主导，山县阀影响）

——1922年山县有朋去世——

加藤友三郎内阁(政友会主导，元老影响)

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元老主导)

清浦奎吾内阁(元老主导)

——第二次护宪运动——

从长远情况来看，作为桂园体制内核的藩阀、政党(众议院大党)互相合作，彼此协商的政治框架在第一次护宪运动后的十多年里依然发挥着作用，政党在与藩阀合作的过程中逐渐积蓄实力，接管政权，将过去从属于藩阀的官僚势力以各种手段拉拢到自身麾下，边缘化了贵族院，弥补行政能力上的短板，这是桂园时代就有体现的漫长过渡。因此，广义上的「桂园时代」并没有因为大正政变结束，结束了桂园时代的是「元老」的逐渐退场与藩阀人才的凋零。

无论是伊藤阀的伊东巳代治，还是山县阀的寺内正毅、田健治郎等人都没有足够的实力为藩阀政治打开新的篇章，于是原敬的耐心成为了现实。每一位元老倒下时，政党政治就有机会在“合作、交替执政、完全政党内阁”的三步骤中更进一步，不断与藩阀的人脉融合，取代后者的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上个时代遗迹的伊藤博文、明治天皇之死预示了这一点，前者使政友会脱离了伊藤阀的束缚，后者带来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底层政治革命”，井上馨的去世解放了政党的财权，山县有朋的去世使政党控制了官僚。

就像一张被抹去了数字的时刻表一样，谁也不知道下一班车何时抵达，但它总是会来到。

所以明治天皇的死可以被认为与桂园时代的结束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