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试验所有研究者都要有gcp培训吗？

临床试验所有研究者都要有gcp培训吗？

题记： 这是一本1999年出版的国外书籍，也是老夫当年踏入临床研究行业时候翻看的启蒙书。本书目前似乎还没有翻译版本，老夫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初略的翻译，供各位临床研究行业的小伙伴参考。书虽然是老书，但原则依旧不变，相信可以为大家带来些许帮助。由于老夫需要花时间翻译，因此本书将以章节更新的方式来进行分享。

正文开始：

本书的总体目标是提供一本描述进行符合GCP临床研究的一般框架的参考书，尤其是制药行业的临床研究。希望这本书语言简洁，即使是新手也能读懂；同时，我们也加入了多年来实践中的许多实例，以吸引经验丰富的读者。制药行业的从业人员（如监查员、数据管理人员、统计员、医学顾问以及来自申办者和CRO的药物或设备供应商）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用的提示和实例，了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希望本书对临床研究中心的新人和有经验的人员，如研究者、研究护士、研究协调员、临床实验室工作人员和药剂师同样有帮助。伦理委员会和IRB成员也应从这本参考书中受益，增进他们对制药行业临床研究运作的理解，而稽查员和检查员会发现书中大量提及的稽查结果非常有用。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在我们看来，没有所谓的“完全符合GCP的临床研究”。按照现有的指南和法规，几乎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追求尽可能高的标准。要真正做好工作并确保最佳质量，你必须超越“最低标准”的思维定式。盲目遵循指南和法规是行不通的，你必须真正理解GCP要求背后的逻辑、伦理和科学。追求最简便、最省钱的路线不仅会导致标准下降，还可能威胁生命。

我们应容忍多少不合规？在1996年，我们根据1991年至1995年间对226个研究者研究中心的稽查结果出版了一本关于GCP合规的书。这些研究分布在20个国家，由独立的外部稽查团队审核。稽查发现一些有趣的趋势。首先，整体GCP合规水平普遍较低，远远低于指南和法规的期望。在许多领域，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可能对受试者构成危险。其次，不同年份的研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尽管各国尤其是欧洲的监管努力明显增加，但尚未在标准上产生正面效果。第三，使用CRO的研究与不使用CRO的研究在合规性上没有明显差异。这表明CRO只是遵循申办者设定的标准，而没有提出更好的标准。第四，研究阶段间存在些微差异，早期阶段的研究合规性较好。这并不奇怪，因为管理20名受试者的单中心I期研究显然比管理数百名受试者的多中心III期研究要容易得多。第五，治疗领域间也有些微差异，但这可能与管理研究的申办者或CRO的标准相关。第六，整体上各国之间的GCP合规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不过，后来的分析显示，某些国家之间存在个别差异，例如，美国研究中心100%能够获得原始文件，而其他国家则不然。）唯一显著的差异是不同申办者（主要是制药公司）管理的研究之间的差异。稽查数据的主要结论是，GCP合规的整体标准亟需改善，标准的优劣取决于管理研究的申办者，而与研究进行的地点无关。理论上，只要管理得当，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良好的研究。

我们急需填补GCP教育上的空白。坦白说，我们常常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对自己职责的了解之少感到震惊。进行符合GCP的临床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工作。 受试者和未来患者的福利攸关其中，我们绝不能低估GCP的实施需要持续的警惕和细心。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优先事项。研究者抱怨“所有这些GCP都破坏了真正的科学”。制药行业抱怨GCP要求使得药物开发更加昂贵和耗时。伦理委员会和IRB也抱怨（有道理）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服务制药行业，况且谁在向它们传授关于新法规和指南的知识呢？或许最弱的反对声音来自成千上万的研究参与者——那些我们最应关注以确保实现正确标准的人。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消费者团体、患者维权者以及那些为我们的医疗买单的人发出的抗议，可能是过去15到20年中许多新指南和法规出台的主要原因。（在美国，这些变化发生得更早。）受试者显然是GCP不合规的最大受害者，在本书中，我们尽力从受试者的角度来看待GCP。

许多人抱怨GCP是一个无聊的话题。我们在培训课程中努力通过提供尽可能多的实际案例来克服这一点。在这本书中，我们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在每一章的结尾，我们都有一个“案例研究”，描述了在某个研究中心严重违反GCP的所有情况。此外，书中还有一些“轶事”，这些事件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某些要点。所有这些报告都基于真实事件，但读者会理解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地匿名化这些事件，并原谅我们进行了一些概括。要求清单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显得枯燥无味，因此我们以检查表的形式呈现，以便首次阅读时可以跳过，在以后需要时再参考。（这些检查表并不详尽，但它们可能为编制标准操作程序提供一个有用的起点。）我们还在书中融入了我们的稽查发现，以强调某些要求的不合规程度。作为独立稽查员，我们处在一个可以尽可能公开呈现负面发现的绝佳位置。显然，对于申办者和CRO人员以及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来说，公开批评其操作会很困难。我们希望读者不要轻易忽视这些负面发现。批评并不是反行业或反研究的——它是为了患者的利益。毕竟，这才是GCP的核心。

第一章：进行临床研究的当前规则

临床研究必须依据一套国际上正式确立的标准进行，这些标准体现在众多的国际指南和法规中。最终目的是保护所有研究参与者，并确保只有有价值的治疗方法才会被批准用于未来的患者。GCP（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原则虽然相对简单，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参见1.1节）。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这些要求如此明显，为什么还需要一套规则呢？毕竟，各级参与研究的人员都应该是相当聪明的，而且所有医生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保护患者的安全。不幸的是，经验表明这些要求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而且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制药公司显然是开发能带来利润的产品，研究者通过进行临床研究获得报酬，患者在某些类型的研究中可能会获得报酬，甚至伦理委员会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利润运作（例如美国的一些IRB）。因此，公众要求对这一过程进行某种控制，各类法规应运而生。本章将简要介绍现有法规，但我们希望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能够诉诸每个人都能理解的逻辑、科学和伦理（参见1.2节）。

为了确保临床研究的标准在研究开始之前得到确立，并且研究过程符合这些标准，许多系统和程序必须建立起来。制药公司和合同研究组织（CRO）通常通过项目规划、SOPs（标准操作程序）、培训、监查、数据处理等形式正式开展这些工作（参见1.3节）。

有了法规，通常还会有检查这些法规是否得到遵守的系统。稽查和检查是评估合规性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它们被要求独立于临床研究过程进行。稽查通常由开展研究的机构进行，以确保其自身标准的合规性，并在官方检查之前进行自查。而检查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检查员被要求独立于研究人员及其他参与者，如伦理委员会（参见1.4和1.5节）。

在GCP不合规问题上，最严重的莫过于欺诈。虽然这是一个负面的主题，大多数人也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但不幸的是，曾经有一些严重的案例被曝光，甚至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可能还有许多其他情况没有被追查，但每个人都需要对此保持敏感并防止其发生（参见1.6节）。

1.1 GCP的基本原则

制定GCP操作规范的主要原因是保护人权。如果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牢记这一简单的原则，那么许多所谓的GCP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不幸的是，当有人在赶工或者面临利益冲突时，很难将这一原则置于首位。

诚实并准确地收集数据是GCP的主要部分之一，以确保数据具有完整性，并且能够从这些数据中得出有效的结论。数据应该是可重复的，即如果在相似的人群中使用相同的程序进行研究，结果应当相同。毕竟，临床研究的结果将在未来应用于新的患者。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完整性和可重复性，整个过程应该是透明的，这意味着一切都必须记录在案，以便外部审查人员能够验证研究是否如研究者所报告的那样进行。必须建立许多系统和程序来实施GCP，并且文件必须清楚地表明对这些系统的合规性（见检查表1.1-1）。

检查表1.1-1：实施GCP的一般系统和程序

以下系统和程序必须由临床研究人员建立，以确保符合GCP要求：

1.2 GCP的一般法规框架

（本节仅旨在提供关于法规框架的概述，建议读者另寻专家建议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针对研究程序的法规框架逐渐形成，除了美国以外的地区，美国的相关法规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确立。大多数欧盟国家、欧洲其他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和瑞士）以及日本都对GCP有法规规定。其他国家也有对临床研究进行管理的法规，但并未明确针对GCP，尽管这些国家也制定了关于GCP的指导方针（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本世纪，有关方面曾尝试通过一份ICH GCP文件来统一要求，该文件已被许多国家作为法规采用。有些国家没有明确的GCP指南或法规，但CIOMS（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和WHO（世界卫生组织）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相关指导。

许多研究人员试图区分指导方针和法规，声称只有后者必须严格遵守。然而，如果在法庭上被质疑，指导方针通常也会被赋予较高的地位：因此，最好认真对待它们。医学实践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受法规约束，但例如在涉及疏忽的情况下，法庭会审查“现行技术水平”作为预期标准，而很多这些内容都记录在指导方针中。GCP的情况也是如此。

近年来，GCP合规检查的兴趣日益增加。虽然在美国，这一直是法规要求，但在一些国家，如奥地利、丹麦、法国、芬兰、德国、日本、荷兰、挪威和瑞典，检查部门才刚刚起步。主要问题在于找到合格的检查员、确定检查的最终标准，以及对不合规行为实施制裁。最近的一个有趣发展是，欧洲的中央监管机构——欧洲药品评估局（EMEA）已开始在欧洲进行检查。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伦理委员会的合规性监管也在发展中（如法国和丹麦）。截至目前，美国FDA是唯一积极检查IRB（机构审查委员会）活动并对其进行许可的监管机构。

至于不合规行为，只有美国迄今为止对其实施了严厉制裁。美国的“黑名单”（即所有被认定为不合规且被禁止为FDA提交临床研究的研究者名单）通过信息公开规则向公众提供。与其他国家的少量检查相比，美国有丰富的经验（数千次检查）。例如，截至本书撰写时，英国仅进行了少量自愿检查。

GCP要求的不合规可能对研究人员和申办者产生严重后果，但在本书中，我们最关注的是对受试者的影响。我们在其他地方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合规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们观察到的不合规事件令我们非常担忧。因此，本书中包含了许多基于我们稽查经验的不合规实例，希望这些例子能够帮助读者意识到一些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