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商君书》和《君主论》？

对比一下《商君书》和《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要比商鞅聪明一些。

当然，这个“聪明”不是指施政功绩，比这个马老师连商鞅的脚后跟都摸不到。

而是介于两者的政治理论，马基雅维利比商鞅更明白，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

他们两人的政治理论虽然都是为了君主服务的，但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有所不同的。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鼓励君主为了霸业可以寡廉鲜耻，可以两面三刀，只要最后的结果是好的。而对于基层百姓的生活，马基雅维利则是鼓励活出人的价值，提倡人文精神。马基雅维利的学说，首尾不相及，很明显只是把权术当作解决国家问题的手段。

而与之相反，商鞅对于如何施展权术，是吝惜笔墨的（可能他认为这是君主的必修课）。在《商君书》中，商鞅的思想，更集中在“如何统治”的宏观架构上。把政府、军队、土地，经济和人民等因素进行制度化管理，一概吸纳统治者制度化体系化的统治战略中。再依着方向正确的统治思想大纲，把国家当作提线木偶似的进行操作。

可能很多人将两者观点进行粗略相比，很容易认为商鞅的思想格局，要比马基雅维利大得多。玩战术的人，怎比得上玩战略的？而我想说的是，恰恰是马基雅维利的浅尝辄止，反而体现他的高明之处。

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的开篇，就说过一段话：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一种是君主制国家，另一种是非君主制国家。通过我们结合《君主论》全书上下文主旨，和对马基雅维利后续理论的分析，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潜台词是：“世界上只有两种统治方式，一种是人治，一种是非人治。“

何为”人治“？很好理解，就是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凭个人意志和威望说了算。马基雅维利认为，处于他那个时代，既然君主制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更能集中国家力量，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那就应该充分发挥其”人治“的优势，君主就应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为国家和人民谋福祉。可面对”人治“的缺陷，比如君主凭借权术和个人威望凝结起的政治默契，随着君主的威望下降或者其身死，默契被打破，后继君主们的权威再次陷入危机。如何去解决这种问题，马基雅维利并未对此给出他的”灵丹妙药“。

很明显，这种问题，都不能算作问题。对于我们这种政史爱好者，都知道的思路，即只要颁布法令，制定维护君主权威的制度，君主的权威就能世代延续。而享誉学界五百年的马基雅维利，却对此三缄其口，难不成他真的不懂吗？

显而易见，马基雅维利是在有意的回避。马基雅维利明白，处于”人治社会“，国家的任何事情从根本上都不是可能是按规矩来办事的。既然这个社会的核心是君主，那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归到君主手上。因此，任何大费周章，约定俗成的制度，最终都演变成君主用来攫取利益，变本加厉的手段。人性是会随着掌握的权力而恶化膨胀的，你怎么知道磨锋利了上位者的獠牙，他一定就会对你感恩戴德，而不是把你当食物呢？马基雅维利是爱侃侃而谈，最起码的自保意识是有的。

而且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强行将君主与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划等号，认为这样的人才配当君主，是想把君主的含义深化成“有能力有手段的领袖”，而不是为了哪个家族冠冕堂皇的君主头衔无条件地延续下去，真实目的是，国家的掌舵应该能者居之，这样才能造福黎民百姓。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基雅维利其实是个人文主义者，他对意大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心怀热枕。

无独有偶，马基雅维利去世的两百多年后，又一个政治学泰斗，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也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身为君主，用卖官鬻爵的方式来拉拢人心是极其必要的。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的思想奠基人之一，以孟德斯鸠的学识，他真的是在胡诌吗？当然不是，是孟德斯鸠也很明白，作为“人治社会”，既然按不了规矩办事，那还不如把“人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结合几位西方先哲的观点，你会发现他们都有点狡黠的精明，他们与其说是对君主在肯定或赞美，不如说更像是进行一种”思想pua“。

再回过头来看商鞅，你就能觉得商鞅除了在其学说高屋建瓴，但对于如何自保，单纯的如小白兔，对于本为同类的人民，心肠又是如何歹毒。

商鞅应该算得上是最早一批爱讲宏大叙事的人，也是最早一批把人不当人只当统计数字的冷血者。商鞅的辩术，商鞅的政治成绩，我们都有所了解，从寄人篱下的魏国门客到手握权柄的秦国权相，让秦国实现富国强兵，从人生历程上来说是极其励志的。但不知道是不是一路上奋斗太过艰辛，让商鞅对于世人的看法过于凉薄，以至于让他成为偏执的利己主义者，并直接反射到他的学说上。

商鞅学说的优点当然是明显的，商鞅称得上是最早的用全社会层面来思考政治前途的人。在《商君书》中，他将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门别类，装填到他思想的单元格上。让社会能开足马力，挖掘（甚至透支）社会潜能，迅速迸发惊人的能量。不用天工巧术造神器，也不用决胜千里斩敌人，仅仅政治纲领，就能让国家该换新天，确实称得上古今政治家一类中的奇人。

而商鞅的学说，也有自身的问题。他的理论，”假说“意味浓厚，即不能充分与现实土壤相结合。商鞅的设想，是打造一个永不停止可以调控一切资源的国家机器。在两千年前普遍还是青铜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要做到商鞅所说的政出一孔，所付出的行政成本和社会资源，那必然是巨大的。秦国还是诸侯国时，可以不断攻伐其他国家，夺取大量资源，维持其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一旦停下征服的脚步，巨大的资源负荷，就能立马压着整个国家喘不过气来。秦朝15年暴亡，与其商鞅模式的缺陷脱不了干系。此后一千多年的历代政权，只是保持了大一统的趋势，比如汉唐。而在政权治理的细节上，根本不敢向商鞅模式靠近。直到宋明之时，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能实现商鞅畅想的，高精密多环节的社会结构，实现了社会原子化。然而宋明两朝是什么结局，我相信大家心底已经了然。

接着就是商鞅最重要的缺陷。商鞅在其学说里，如此为君主殚精竭虑，为君主扫除一切障碍，恨不得除了君主以外任何人都废除了“人权”。有没有想过自己自始至终也是君主眼中的”他者“，会被君主的权威反噬呢？商鞅主张把人当牲口看，有种扬眉吐气的畅快，却始终不去直视”牲口“的定义权从来不在商鞅手里，自己也会变成“牲口”。一厢情愿站在上位者的角度来共情，最终换来的结局定是啼笑皆非的。

可由于商鞅本人的历史意义，带给后世的示范效应过大，后世无数的商鞅模仿者都愿意在宏大叙事上建功立说，妄图留下半点名声，哪怕是被卸磨杀驴，也愿被认为是“以身证道”。

我认为这种把人的价值当作统计学概念的政治家，从来就不应该是被提倡的。如果自己都忘记了人本来的价值，他做事的出发点，也不会真正考虑过人所存在的意义。